甘州小调：
传唱丝路岁月变迁
“正月里来是新年，纸糊的灯笼挂门前，风吹灯笼个嘟噜噜转，风调雨顺就太严啊年。”这是甘州民间小调里的歌词，名叫“膏药匠词曲”，是社火里必不可少的唱词。对于庄稼人来说，演唱民歌小调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不论是在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过去，还是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现在，民歌小调都寄托和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。
对于老一辈的甘州人来说，喜欢小调，有闲暇、无负担，这是“花甲民间艺术团体”的天年之乐，他们用小调填补生活的空白，小调使他们的生命更加灿烂。
甘州，因甘泉清冽而名，素有“塞上江南”之美誉。在几千年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中，各民族交流融合，积淀了甘州丰博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。其中，民歌小调就是祖先留下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。
甘州小调是流传张掖一带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音乐，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演唱形式，由曲牌和曲子组成，据考证，它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。数千年里，它不仅一直在传唱着经久不衰的丝绸历史和沧桑，同时也在向往着美好的明天和幸福的生活。
源于生活，服务于生活，是甘州小调历久弥新、传承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。甘州小调曲调朴实优美，曲目内容丰富，具有高亢流畅、婉转悠扬的特点，且题材广泛，歌调众多，大致分为“花儿”（少年）、小曲小调、打夯号子、秧歌社火曲、酒歌等。
小曲小调在甘州民歌中的分量最重，曲调也最多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，说的是乡土话，道的是人间情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是反映甘州人民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岁月的一部百科全书。
甘州小调演唱时通常有乐队伴奏，多人演唱，可以走乡串村、沿街就地演唱，也可以由一人弹唱。小调曲调很优美，易于传唱，易于记忆，没有很多高难度的曲目，更加适合在城乡的民间流传。伴奏乐器一般采用板胡、二胡、笛子、三弦，有时还加上锣、鼓、镲、梆子、木鱼等打击乐器。
甘州小调中衬词、衬腔及节奏的运用有它自己的特点。其衬词语汇，除了“依子哟”“哎嗨哟”“月儿依呀”“哪呼依呀嗨”等一般衬词外，称谓词、表达性衬词等运用也较普遍。其衬腔的旋律多样，不仅能起补充、陪衬的作用，而且还能深化内容，丰富形象。歌曲中的每个音符都与歌词紧密结合，所有的装饰音都是为语言的需要而加的。
在喜庆或悲伤的日子里，老一辈艺人用二胡拉唱小调，用教化式的歌词传达赞扬或者批判的主题。而现在，年轻一代的艺人用吉他、贝斯、架子鼓这些新潮乐器来演奏小调的曲子，歌词也加入更多张掖特色元素。
如今，经过流行化的改编，小调的演绎更加符合大众化、年轻化的审美，传承之路也渐渐打开。相信只要更多的年轻人融入这支队伍，甘州小调的传承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两当号子：
遇见内心的诗和远方
清晨，滚动的露珠在草叶上尽情地抒情，初升的太阳刚刚从东山顶上探出了头，突然，一声嘹亮的号子声从空荡荡的山谷间传来，苍凉的回声犹如山谷间奔跑的河流声在回旋。那一刻如果你在倾听，某一个音符或乐段也许能激起你内心某个时间段的回忆。这就是“两当号子”中的“鸡公号子”带给你的惊喜和愉悦。
两当号子是两当县南部两镇三乡（云屏、广金、站儿巷、西坡、泰山等乡镇）山区群众在长期生活中直抒胸臆和表达情感的方式。两当号子自古拥有“陇南乐府”的称号。
历史上，自唐代以来从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云南、贵州和四川等地因战乱、避疫、逃荒而来的后裔，生活习俗保持了西南多种少数民族的特色，在劳动中人们把山歌中的词和号子的曲调进行了艺术嫁接，将多种唱腔融为一体，形成了广为流传、独具特色的两当号子。
两当号子节奏自由、旋律舒展、风格粗犷、富于变化。演唱方式别致，形式多样。曲调主要有羽、徽、商三种。曲体结构有一段体、两段体和三段体。目前幸存有“花号子”和“排号子”两大类。
“花号子”曲调高亢，音域宽广，没有唱词，只有“咦、哟、哎、咳、啊、嗬、呀”等虚词，在民间演唱的曲目较多。“花号子”又分为“唢呐号子”和“鸡公号子”。
“排号子”曲调平缓，旋律起伏较小，节奏工整，套有唱词，一般是歌手即兴编唱。“排号子”可分为“拉箱号子”和“山歌套号子”两种形式。尤其特色鲜明的“山歌套号子”是当地歌手在长期的民歌演唱活动中产生的。不同于陕南号子和川江号子，它就是地地道道的两当号子，可以说是两当号子中的一个流派。
演唱两当号子一般需要四至六人，进行分组演唱，以齐唱为主要形式。演唱号子特别注意“接气”，就是第一组人将要唱完一句换气时，第二组人即从这一句的末尾拖腔处接唱，这样除了音色上小有变化外，感觉不到换气的痕迹，形成“一气呵成”的效果，类似于唢呐演奏技巧中的“鼻息换气法”。
在乐句的末尾或曲子的结束音上，习惯性的减弱并三度下滑拖腔，是演唱号子的基本特色之一。除了齐唱外，尚有领唱、对唱与八度和声的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。
1957年，两当号子赴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汇演，古老的民间歌舞登上了大雅之堂，在首都天坛和长安两大剧院吆喝了起来，从此蜚声海内外。在众多的号子中，《丰收号子飞满天》多次参加汇演并屡获殊荣，成为号子作品中的代表之作。
如今，抢救两当号子这种古老的民间歌舞，已经成了当地文化部门的责任和义务。同时，两当号子在古老的大山深处，用最质朴的音乐方式表达着对新时代的赞美和颂唱。
云阳板：
舞出历史的风云
“云板”又作“云版”，俗称“点”，两端为云头形的扁铁片，多为报时、报事之用的响器。在甘肃陇西，有一种民间舞蹈表演叫云阳板，其名称从古代拍板演变而来，再由“阴阳板”演变为“云阳板”。
陇西文化积淀深厚，云阳板舞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，“祈雨”是其最原始的表演目的。云阳板属于民间团体舞蹈，据说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，它具有地方性、武术性、宗教性特色，阵容庞大，仪仗鲜艳而雄威，装扮古雅，气势磅礴。
陇西云阳板长约三尺，宽二寸五，四片为一副，内贯铜钱，装饰有精美图案，拍击脆响，是表演者手持的道具。其表演队由八人组成，队员都是精选出来的青年武术好汉。
他们头梳双髻，顶戴红花，披云肩，系战裙，足登蓝线编织的战鞋，足尖一颗大红缨，步履轻盈，装束洒脱，五彩斑斓，俨然仙童。舞者手持云阳板作舞器，双手各持两片下端，排成双行，两人一列，作对称式挥舞行进。旗队前导，锣鼓队奏拍，舞者随乐器节奏，大跨三步向前对齐，拍板举成“人”字形时，一足蹬空鹤立，接着大锣“咣”的一响，足即落地，舞板随之齐拍“啪嗒”。节奏整齐，极有韵致，时而舞板着地，铿锵有力；时而舞板互拍，金戈齐鸣；时而舞板划空，风声呼啸，好似天兵天将下凡，八阵图再现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早先云阳板的表演要分大、中、小三组，至少应由六十四人组成八八六十四卦之图形，表演过程中随旗幡的指引，不断变幻为阴阳五行和八卦太极图势，以求神祈雨。现行陇西民间云阳板表演从使用道具上只保留了中板，丢掉大板和小板，人数也由六十四人减至八人。表演内容上省略了八卦太极图那种富有神秘色彩的布阵与变幻，只保留了进行式的表演队和内容。舞蹈动作也由武术动作与民族舞蹈动作相结合，保持了刚柔相济、矫健轻松的特色。
现在，陇西县对云阳板舞蹈进行了挖掘整理，重新演练，并组成了100多人的陇西云阳板演出队，为广大群众献演，多次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大活动。
改编后的陇西云阳板舞继承了单手鞭杆、双手鞭杆、扑手亮相、小刀花翻身、飞脚卧鱼、吸腿深海、交叉对板、展翅占步、各自击板、互相对板和绕身转板等传统云阳板舞蹈的动作和步法，表现了黄土高原民间舞蹈的风采。
全部舞蹈由祈雨、丰收和欢庆三篇组成。祈雨篇表现了劳动人民虔诚寄托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，再现了人民群众辛勤耕耘，引水灌溉，克服困难的情景；丰收篇表现了劳动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换来的金色丰收；欢庆篇展现了陇原儿女祝福的壮美图画。
龙头琴：
独特的藏族民间艺术
玛曲县，地处甘、青、川三省交界，是全国唯一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命名的县，也是甘肃省唯一以藏族人口为主体的纯牧业县。玛曲，是一个歌的海洋，是一块充满激情与欢乐的土地，是悠久的传说与现代意识相互融合的地方。
“是雪山给了我强壮的筋骨／是祖先给了我能歌善舞的才华／是草原给了我宽广无比的胸怀／是父母给了我优美动听的歌喉／是民族给了我取之不尽的乐章……”
这便是龙头琴弹唱里的歌词，和歌词一起的还有飞鸟、白云、畜群以及琴声中飞扬的旋律。龙头琴弹唱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曲艺曲种，是一种由艺人自弹自唱、即兴填词，集唱、弹、舞于一身的综合性曲艺表演形式，发源于玛曲县，流传至广大藏区。
和每一件有意思的乐器一样，龙头琴有着美丽的传说，这为它凄美的琴声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传说中的龙生九子，龙的大儿子“囚牛”偏爱丝竹乐器之音，他盘踞于泸沽湖底，爱上了人间常在泸沽湖边弹奏胡琴的姑娘。
后来，姑娘为了救父亲，被部族大首领要挟嫁于他。“囚牛”为了救姑娘，触犯了天条，接受了惩罚，死后一部分尸身安在了姑娘的胡琴上，从此，人们便把这种胡琴称为“龙头琴”。其实，这仅仅是龙头琴的神话传说，想要真正了解它还得从有证可考的弹唱艺术说起。
龙头琴弹唱艺术最早起源自西藏的阿里地区，当时人们将今藏族同胞用于弹唱伴奏的龙头琴称之为“阿里琴”。后来二世嘉木样大师在西藏学习的时候，把阿里琴带到了拉卜楞寺，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伴奏乐器。从此龙头琴一直作为拉卜楞寺院中的佛教音乐形式被保存了下来。
但是在过去，这一音乐形式一直未能在藏族群众中流传，仅仅作为藏传佛教寺院音乐。相传第四世嘉木样大师非常喜欢龙头琴弹唱，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词曲，而且将弹唱艺术传到了他的家乡，使得这项艺术才在安多藏区逐渐开始了传播。
作为藏族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，龙头琴弹唱曲调优美，婉转动人，其弹唱表演有单档、双档、多档。男女对唱、马背弹唱、组合弹唱、百人千人弹唱等多种形式。主要曲目有《桑达老》《阿克班玛》《阿玛来》《邦金梅朵》等。
玛曲龙头琴弹唱具有群众性、即兴性、简朴性、民族性四个基本特征，适合人们在草原上踏着琴声翩翩起舞。弹唱曲一般音域不宽，多为一个半八度，极少有两个八度，男声演唱一般在中低声区，女声演唱则音区较高。
龙头琴弹唱以独有的艺术形式记录了近、现代藏族社会的历史，在民族语言、音乐、演唱、舞蹈动作上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，充分体现了近现代藏族社会的人文精神、艺术品格、生存状态和社会风貌，在文化人类学、民族艺术学、民族宗教学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。
